价值观外交

价值观外交（value diplomacy）指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以影响他国国民价值观为核心的外交手段。“价值观外交”的概念由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首先提出。广义上，价值观外交是指国家间就价值观议题展开的外交政策互动；狭义上，价值观外交被定义为一种长期延续的政策趋向，主要是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的国家在各领域交往中表现出的受意识形态驱动形成的政策偏好。

价值观外交的优势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寻求并增强盟友的认同感；二是增强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三是增强对外施压效果。

概念定义

“价值观外交”的概念由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首先提出。广义上，价值观外交是指国家间就价值观议题展开的外交政策互动；狭义上，价值观外交被定义为一种长期延续的政策趋向，主要是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的国家在各领域交往中表现出的受意识形态驱动形成的政策偏好。

价值观外交是“范式性力量”的具体体现，建立在相关国家对价值观一致认同的基础之上：对内明确价值观，对外展现价值观，大国间价值观的不同会加剧彼此之间的战略互疑甚至战略误判。例如，在欧盟条约中对欧盟的价值观有着明确的界定：对个人尊严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对人权的尊重（包括少数族群）。任何一个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些价值观，而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如果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将被暂时剥夺成员国权利。同时，强调上述价值观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范式”（norms）。这一理念强调了外交要能够塑造人们的观点，对某些概念进行强化，使其对某种意识形态产生认同。

发展历史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价值观外交发端于近代欧洲基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实践。“三十年战争”后，法国首相黎塞留率先提出应以“国家理性”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并带领欧洲摆脱了价值观外交的桎梏。20世纪中叶，随着理性主义外交理念在全球的盛行，价值观外交日渐式微。美苏冷战的爆发令意识形态对抗成为东西方阵营交锋的主题，价值观外交再度兴起并对国际格局的整体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如此，从价值观视角审视对外政策的变迁逐渐成为学界理解冷战后国际秩序演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沃伊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和朱立群指出，意识形态对抗的记忆、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及以“民主和平”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共同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认知标尺，并持续塑造着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主线”。

外交优势

价值观外交的优势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寻求并增强盟友的认同感；二是增强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三是增强对外施压效果。

认同感是联盟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有了这一基础，才能比较明确地划分出敌友，形成比较稳固的联盟体系。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其欧洲盟友同样采取以极限施压追求经济利益的政策，使得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明显下降。价值观一度成为联结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为数不多的纽带，拜登以价值观为抓手，可能迅速恢复其联盟体系，对中俄等国形成更强大的压力。同时，推行价值观外交可以在国际政治中占据道德制高点，增强其对外施压的合法性。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和欧洲社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其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受到广泛质疑，只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才能继续颐指气使，以所谓“正义”之名对其他国家继续指手画脚。价值观外交更多强调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对与错，较少强调实际经济利益，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感召力。同时，通过将所谓过错方放到被告席上进行谴责和审判，能够对过错方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各国立场

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书写新篇章。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理念方针，携手周边国家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坚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美国

美苏冷战后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是以“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理念为核心，通过意识形态划线推行的外交实践，其本质是服务于美国霸权护持，核心逻辑依托“图式-叙事-政策”框架：以“冷战图式”为思维模板，通过政策叙事将抽象价值观转化为具体行动，对华政策呈现鲜明阶段性特征。

克林顿政府时期是政策转型期，初期秉持悲剧型叙事，将中国定位为“逆潮流国家”，推行“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政策，以制裁、指责等手段施压。但政策未达预期，加之中国战略价值凸显，克林顿政府转而采用喜剧型叙事，将对华政策调整为“接触与合作”，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期望通过经济融合实现间接影响。

小布什与奥巴马政府时期，政策呈现正剧型特征，价值观影响更趋隐晦。小布什政府初期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9·11”事件后为反恐需求，将中国纳入合作机制，后提出塑造中国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政府延续建设性合作基调，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价值观凝聚区域盟友，同时重启中美人权对话，形成“接触与防范并存”的双线策略。

特朗普与拜登政府时期，悲剧型叙事深化，对抗性空前凸显。特朗普政府将经贸问题“价值观化”，炒作“经济侵略”论调，后期升级意识形态攻势，炒作涉港、涉疆等问题。拜登政府则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推出“战略竞争法”，构建“价值观同盟”，通过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全方位对华施压。

美国价值观外交因其国内民主衰退、人权问题频发削弱其道德说服力，“双重标准”引发国际社会反感。这种将价值观工具化的做法，加剧了中美信任赤字，冲击全球治理体系。未来，中美价值观领域的竞争或成常态，但多极化趋势下，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差异仍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

俄罗斯

俄罗斯的价值观外交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当代则以保守主义为“精神内核”，成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撑。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后，面对叶利钦时代西化转型失败导致的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以及国际地位下滑的困境，转向强调国家作用与传统的保守主义，先后提出“俄罗斯新思想”“主权民主”等理念，明确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张基于本国历史、地缘政治和国情走独特发展道路。

这一外交模式的核心是对抗西方新自由主义，构建多元价值观叙事。在宗教层面，以俄罗斯东正教为核心，宣扬“莫斯科是俄罗斯帝国”的理念，通过教会合并扩大境外影响力，吸引全球东正教信众支持；在社会层面，捍卫传统家庭伦理，反对同性婚姻等“非传统价值观”，强调道德与秩序的重要性；在国际层面，倡导主权至上，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批判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其参与主体多元，涵盖政府、东正教会、智库及亲俄企业家等，通过媒体传播、二轨外交等多渠道扩散保守主义理念。

实践中，俄罗斯借助这一外交模式取得一定成效。它敏锐捕捉西方社会价值观裂痕，通过强化保守主义宣传，加剧欧美内部分裂，赢得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意大利力量党等右派政党的支持。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等议题上，俄罗斯以保守主义价值观为自身行动辩护，获得国际保守主义力量的理解与认同，提升了国际话语权。

但俄罗斯价值观外交也存在明显局限。其保守主义缺乏明晰的内生性政治内核，更多表现为反西方的立场表述，工具主义色彩浓厚。同时，其政策实践与“主权至上”的宣传存在矛盾，如否定乌克兰国家主体性、宣称“恢复传统领土”，削弱了自身道德说服力。此外，俄罗斯经济结构失衡、社会活力不足等问题，难以支撑其价值观的长期对外输出，随着对外政策日趋激进，国际社会的质疑与反弹也不断加剧，使其国际环境面临更大压力。

德国

德国的价值观外交是其“后民族国家”身份转型的必然产物，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对抗，核心是将西方自由民主原则和规范作为外交决策与行为准则，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核心诉求，区别于传统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外交模式。这一外交理念并非始于新政府，而是由默克尔政府开启并奠定基础，新政府的实践是对其的延续与加速推进。其“基于规则的秩序”不仅涵盖传统国际法，还纳入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形成的“软法”，打破了仅由主权国家制定国际规则的界限，凸显超越领土主权的外交观念。

德国价值观外交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战后德国通过认同西方价值观、加入西方多边主义制度完成身份重塑，逐步发展出“后民族国家”认同，将宪政文化和民主价值观置于民族国家认同之上。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身份认同进一步强化，政治精英普遍主张为维护价值观可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国内层面，绿党等强调价值观的政党崛起、政治新生代掌权、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尤其是年轻选民对气候变化、人权等议题的关注，为价值观外交提供了坚实民意基础；国际层面，欧盟和美国对德国承担更多价值观领导责任的期待，以及安格拉·默克尔时期在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中践行价值观外交的正向激励，共同推动了这一外交模式的深化。

在实践中，德国价值观外交呈现出“对事不对国”的特点，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存在明显区别。面对难民危机，默克尔政府坚持开放边界，捍卫人道主义价值观；处理乌克兰危机时，德国领导欧盟对俄实施制裁，核心是反对其违反“基于规则的秩序”，而非针对俄罗斯本身，且为制裁设定了明确的取消条件。新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将价值观外交融入多边主义战略，提出“价值观多边主义”，优先与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在G7、联合国等机制中推动气候保护、民主韧性等议程，同时将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纳入执政协议，拓展了价值观外交的议题范围。

德国价值观外交给中德关系带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机遇在于，德国不以权力竞争视角看待中国发展，双方在维护国际秩序规则、应对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存在合作空间，且德国对美对华“脱钩”企图有一定抵制意愿；挑战则表现为，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中更加强调人权议题，可能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制造摩擦，同时在经贸合作中注入更多价值观因素，通过多边规则对合作设定限制。不过，德国对华政策仍保有“现实性”，承认中德制度差异，重视与中国在气候、疫情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避免价值观外交完全意识形态化，这种务实性也成为中德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法国

法国的价值观外交根植于深厚的历史传统，核心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与国家利益深度绑定，呈现出“以价值塑认同、以文化扩影响”的鲜明特质，且在不同阶段因国际格局与国内需求调整重心。近代以来，法国始终以文化和思想输出为价值观外交的核心载体。17至18世纪，路易十四时期通过扶持文学艺术、打造凡尔赛文化符号，将法国文化塑为欧洲主流，间接传播君主专制下的秩序价值观；启蒙运动后，让-雅克·卢梭、伏尔泰等思想家的理念成为法国价值观外交的“精神内核”，拿破仑战争虽以军事扩张为表，实则也推动了《拿破仑法典》所蕴含的平等、法治思想在欧洲的扩散，为后世价值观外交奠定思想基础。

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价值观外交逐步与民族国家利益结合。黎塞留提出的“国家理性”原则成为重要转折点，他打破宗教价值观束缚，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即便身为天主教主教，仍联合新教国家对抗天主教的奥地利，这一实践确立了法国价值观外交“务实优先”的底色——价值观服务于地缘战略，而非反之。二战后，法国在夏尔·戴高乐时期进一步强化“独立外交”，以“自由法国”的抵抗精神凝聚国际认同，同时通过推动欧洲一体化，将自身价值观融入欧盟框架，试图以“欧洲核心”身份扩大价值观影响力，既抗衡美苏霸权，也维护法语文化圈的独特地位。

冷战后，法国价值观外交呈现“双轨并行”特征：一方面，延续文化软实力优势，通过法语联盟、文化年等活动，在全球推广法语及法国文化价值观，尤其在非洲法语国家保持深度影响；另一方面，将“人权”“民主”等议题纳入外交议程，与美欧盟友协同发声，但始终保留自身特色——相较于美国的强硬施压，法国更倾向以“对话协商”包装价值观诉求，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多边议题中，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切入点，寻求价值观共识与国家利益的平衡。

进入21世纪，法国价值观外交面临现实挑战。在欧盟内部，因难民危机、民粹主义崛起，成员国对“普世价值”的认知分歧扩大；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法国虽仍提及价值观差异，但更注重务实合作，如在核能、航空航天等领域与中国开展深度协作，弱化意识形态对抗。这一调整既源于全球多极化趋势下的利益考量，也反映出法国对“价值观外交工具化”的反思——正如黎塞留的“国家理性”传统所示，法国始终清楚，价值观是外交的“桥梁”而非“壁垒”，唯有与现实利益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影响力的持久延伸。

日本

2013年1月18日，安倍晋三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尤多约诺举行联合记者会，阐明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的五项原则。安倍表示要扩大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推进“价值观外交”。

日本“价值观外交”是安倍晋三内阁时期提出的核心外交理念，其核心所倡导的“价值观”明确指向“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及市场经济”等所谓“普遍价值”。这一外交理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麻生太郎外相提出的“自由繁荣之弧”构想深度绑定，共同构成了安倍内阁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自由繁荣之弧”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为地理范围，串联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至波罗的海各国，意图联合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构建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富裕稳定地带，形成所谓“新基轴”外交格局。

从本质上看，日本“价值观外交”是冷战时期日本反共反华外交的变种，潜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和地缘战略考量。其核心目的在于借助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以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和防范对象，通过串联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对中国形成牵制，进而确立日本的国际主导地位，实现其“战略大国”的诉求。自由民主党前干事长加藤绒一曾直言，“价值观外交”骨子里潜藏着反共意识且早已过时，这一评价深刻揭示了其意识形态对抗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外交理念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安倍晋三首相在访问中东五国时并未强调“价值观”，而是提出“和平与繁荣走廊”的设想，显然是深知该外交理念未必能得到中东各国认同，凸显了其功利性与局限性。

安倍晋三当政时期，东亚被日本政要视为“价值观外交”的主战场。在东北亚，派特使前往韩国用所谓共同价值观拉拢韩国。在东南亚，麻生以副首相身份访问“民主变革”中的缅甸，宣布减免巨额欠债，离间中缅关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时，强化日菲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遏制中国正当的海洋维权。安倍的首访也选择了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并发表“东南亚外交五原则”，宣传其价值观外交理念。这一系列外交动作意在构筑“自由繁荣之弧”，孤立、遏制中国。

韩国

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尹锡悦政府贴靠美西方阵营的价值观外交，主要受四方面因素推动。一是尹锡悦对美西方价值观的盲目崇拜与“阵营思维”惯性。他本人“美国情结”浓厚，外交决策与人事任用均以“普遍价值”为导向，其国会演说中“自由”提及次数高达46次，叠加韩国冷战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对抗传统，推动阵营外交持续升级。二是战略雄心与保守心态的交织。韩国跻身发达国家后，“全球枢纽国家”的诉求凸显，但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活力衰减的现实，使其无力追求“战略自主”，转而依赖美西方认可提升国际地位。三是国际环境变化引发的“选边”压力。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美国“新冷战”叙事输出，让身处大国夹缝的韩国倍感压力。乌克兰危机后，韩国内将其地缘处境类比乌克兰，认为强化韩美安保合作是生存关键，进而放弃“战略模糊”。四是“经济安全”逻辑的裹挟。韩国本欲推动产业链多元化，但将其与价值观绑定后，异化为优先与理念相同国家合作，助推了经济科技领域的阵营化。

价值观外交令韩国在对外合作中“自我设限”，最终损害的是本国实际利益。尹锡悦政府上台一年以来，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加紧与美西方协调步调、对标对表，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让韩国收获了短线利益。但长期看，韩国“有限性”合作思路只会令其受困于美遏华战略，无法自由灵活地追求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