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

少子化（Sub-replacement Fertility），一词源于日语，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代表着未来人口可能逐渐变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会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欧洲的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俄罗斯，甚至美洲的古巴和一些大洋洲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TFR）持续走低的趋势。

日本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结束了第二次婴儿潮，总和生育率降至2.05，之后开始持续走低。1989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被称为“1.57冲击”，为日本社会敲了人口危机的警钟。自1990年代起，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1（1991年为2.09），2020年跌破1.5（仅1.3）。2021年，新出生人口1062万人，较2016年放开二孩政策下降了43%，总和生育率持续跌至1.2，创下自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点。2023年欧盟出生的婴儿数量创下历史新低，根据2024年11月更新的数据，欧盟27个成员国的新生儿数量在2023年降至366.5万人，为1961年首次收集可比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与2022年相比，新生儿数量下降了5.5%，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欧洲统计局原本预计2023年欧盟的新生儿数量将达到400万。

产生少子化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晚婚晚育。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婚姻状况直接地影响到人口的发展，并且与年轻人的婚姻生育观，与当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挂钩。教育、医疗、住房成本也在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少子化作为一种人口现象，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诸多影响。首先，少子化导致青年人口数量断崖式下跌，对未来劳动力有效供给施加负面影响。其次，少子化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进程，给未来国家养老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挑战。最后，少子化导致未来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形成原因

晚婚晚育

产生少子化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晚婚晚育。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婚姻状况直接地影响到人口的发展，并且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

女性意识

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婚姻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现代女性更容易接触世界，视野得到了扩展。女性开始具有与男性一样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强烈愿望，接受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

经济压力

经济上不安定不仅会影响到年轻人的结婚，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数目。高物价、高房费、高教育费等经济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年轻夫妇“想生而不能生”或“想多生而不敢多生”。

生育观念

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和年轻人的婚姻生育观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选择晚婚的男性还是女性，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单身生活更加的自由。随着职业女性的增加，她们的经济收入得到提高，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通过结婚，依赖丈夫得以生存。因此，部分女性选择了较为自由的单身生活。

生育成本

生育成本的上升。教育、医疗、住房成本在抑制人们的生育。

国际情况

从发达国家看，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韩国普遍于1970年代前后进入“少子化”时代（即总和生育率低于2.1）。经历几十年的震荡调整，2023年欧美国家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1.5以上水平，如美国为1.7、德国为1.6左右；亚洲发达国家基本在1左右，如日本为1.28、韩国为0.81、新加坡为1.12。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新加坡当前面临的“少子化”形势极为严峻。进入21世纪后，韩国出生人口呈断崖式下跌，2001年跌破60万人，2017年不足40万人，2021年跌破30万人（仅26.06万人）。相关研究认为，当前韩国已站在“人口悬崖”边缘，总人口到21世纪末将减少约50%。

日本

200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是1.26，达到历史最低，这之后情况略有好转，在2014年升到1.42。除了总和出生率，0到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根据人口统计学的标准，占比在15%到18%之间就是严重少子化，低于15%就是超少子化，而日本最新的数据是13.2%。

2020年5月，日本总务省发表的数据显示，以截至4月1日的日本人口推算，包括外国人在内的14岁以下人口的数量为1512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20万人，连续39年减少。而此年龄段的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为12%，连续46年下降。这两项数据都创出了自1950年开始有可比较数据以来的最低值。日本人口问题中的“少子化”越来越严重。

“少子化”代表着未来人口可能逐渐变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会造成人口不足。总务省的数据显示，在14岁以下孩子中，男孩774万人，女孩738万人。如果按照每3岁一个阶段进行区分，年龄层越低人口就越少。12至14岁有321万人，而0至2岁只有275万人。另据联合国相关统计，人口在4000万以上的32个国家中，日本儿童的比例是12%，低于韩国的12.4%，处于垫底的位置。不仅如此，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更是高达28.6%。

日本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1.26，已连续7年下降。日本政府警告称，人口下降正在让该国走向“社会功能障碍的边缘”。作为第一个迎接“少子化”的东亚国家，日本从1992年以来即推出诸多应对“低生育率”的措施。

韩国

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TFR，15-49岁育龄女性的平均出产人数）已经跌至0.78人，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低。历史统计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在1980年代初期，韩国总和生育率仍高达4.0人左右，但在1990年代初便降至2.1人（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必要生育率）。此后，韩国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下行，2018年首次跌破1.0人（0.98人），2020年为0.84人，2022年进一步跌至0.78人。

与邻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的少子化问题更为严峻：不仅存在同样的“少母化”趋势，而且结婚女性的少育化趋势更加显著。

受儒教文化影响，韩国社会在评价婚姻家庭时，特别重视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因素，使得众多低收入年轻人在恋爱相亲活动中踌躇不前。韩国许多地方还保留男方必须提供婚房的传统。高额的结婚、育儿费用迫使许多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少育。

长期以来，韩国女性在婚后（特别是产后）有辞职回家相夫教子的习惯。随着韩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大学入学率的急升（2022年已超81%，高于男性）、以及劳动法的改善，不愿受这些旧习惯束缚的韩国女性越来越多，但和日本一样，韩国职业女性在婚后、产后通常会受到无形的压力和歧视。为了确保平等的晋升发展机会，不少女性选择了不婚或者晚婚、晚育、少育。

韩国历代总统在其上任后的国情咨文中，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要建立“对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并实施相关政策提高生育率。韩国实施生育津贴政策，每个孩子出生后，政府会向父母支付一定金额的生育津贴。此外，产假、育儿假的充实等育儿促进对策也不断推出。据统计，过去十几年中，韩国政府的少子化对策预算已经从2006年的近20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400多亿美元，扩大了20多倍。一些韩国专家认为，现行少子化对策偏重对婚后家庭的育儿奖励，对年轻人不愿结婚、结婚难等现象还没有实施有效的对策。

欧盟

根据欧盟官方发布的数据，2023年欧盟出生的婴儿数量创下历史新低，这突显了该地区人口挑战的严峻性。根据2024年11月更新的数据，欧盟27个成员国的新生儿数量在2023年降至366.5万人，为1961年首次收集可比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与2022年相比，新生儿数量下降了5.5%，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欧洲统计局原本预计2023年欧盟的新生儿数量将达到400万，但现实数据表明，欧洲的少子化问题比预期更加严重。人口学专家认为，在气候变化的担忧、新冠大流行以及一代人中最严重的通胀等负面因素影响下，欧洲的生育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由于人们推迟生育，欧盟成员国的妇女生育年龄也在不断推迟。数据显示，女性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正在持续上升，已从2013年的28.8岁上升到了2022年的近30岁。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少子化的趋势最为明显——在过去十年里，这些国家的出生率至少下降了四分之一。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欧盟2021年的生育率为1.52，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之一。经济学家Adema指出，欧洲各国政府应该为低生育率的未来做好准备，并考虑采取措施促进移民、生产力和劳动力参与水平，尤其是女性。

俄罗斯

2023年1月，俄罗斯战略倡议署向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2/3的俄罗斯家庭是少子女家庭，有1到2个孩子，仅1/10的俄罗斯家庭拥有3个及以上子女，其余为无子女家庭。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尽管2024年7月份出生率明显增加，当月出生11.5万名婴儿，比去年7月增长4%，但人口总趋势仍呈下降走势。

莫斯科国立大学专家阿纳托利·安东诺夫称，普京执政期间，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生育率，但随着人们思想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前俄罗斯人认为家庭的幸福感来自于“多子多福”，但是现在，不少当地人把实现自我价值摆在首位。为改变现状，俄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表示，从2023年2月起，俄每年将分别为生育1个和2个孩子的女性提供58.7万俄罗斯卢布（100卢布约合9.59元人民币）和77.56万卢布。

美国

美国总和生育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时期达到顶峰，每名妇女生育超过3个孩子，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有所下降。最近，自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达到每名妇女生育2.12个孩子以来，总和生育率稳步下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这一比率总体上保持在每名妇女2.1个孩子以下或左右，即所谓的“替代率”。2023年的利率为1.62，创下新低，也是多年下降的迹象。

少子化改变了美国的学校、社区和社会结构。Communio是美国以“服务教会、鼓励婚姻”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总裁兼创始人德·甘斯表示，较低的结婚率和出生率导致有宗教信仰的人数量减少。“现实是，来教堂的人越来越少，相关文化发展受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与1991年相比，美国15岁至19岁人群的生育率下降了78%。与此同时，女性分娩的年龄中位数为30岁，比1990年提高了3岁。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卡罗琳娜·阿拉冈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次生育年龄的提高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如果生第一个孩子时就是晚育，孩子的总数就会减少。”

2023年美国出生人口数量下降至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延续了20年来美国人少子化的趋势。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周四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到2023年，美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每名女性生育1.62个孩子，同比下降2%。该报告的主要作者、统计中心人口统计学家汉密尔顿表示，美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处于自20世纪30年代政府开始编制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解决出生率下降的问题，美国前总统拜登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给父母提供带薪假期、儿童保育补贴及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计划，但效果并不明显。反对者称这些措施太昂贵。

中国情况

自1990年代起，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1（1991年为2.09），2020年跌破1.5（仅1.3）。2021年，新出生人口1062万人，较2016年放开二孩政策下降了43%，总和生育率持续跌至1.2，创下自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点。与发达国家“少子化”进程相比，中国进入相对更晚，但速度更快。中国迈入“少子化”阶段较发达国家晚20年左右，但总和生育率从2.1跌破1.5仅用了30年，远超国外发展进程。

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面临着超低生育率导致的出生人口规模大幅下降与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放缓的双重境况。据国家卫健委预测，“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低生育率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因此，国家自2021年推出全面三孩政策后，提出构建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的政策目标。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

2024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的生育支持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持、文化支持四个方面。

经济支持。国家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将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20多个省份按程序将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服务支持。“十四五”规划将“千人口托位数4.5个”作为重要指标。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规范和支持政策。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和普惠托育专项行动。会同财政部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评选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会同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开展托育职业技能竞赛。

时间支持。各省（区、市）普遍延长产假至158天及以上，超半数省份生育津贴支付期限不低于158天。各地均设立15天左右的配偶陪产假、5—20天不等的父母育儿假。

文化支持。2023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宣传部等14部门部署开展生育友好宣传教育。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生育友好、普惠托育服务等主题宣传活动。民政部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衍生问题

少子化作为一种人口现象，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诸多影响。首先，少子化导致青年人口数量断崖式下跌，对未来劳动力有效供给施加负面影响。其次，少子化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进程，给未来国家养老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挑战。最后，少子化导致未来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人口负增长

在少子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2005年，日本总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即：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口。从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来看，2004年日本总人口为1亿2779万，达到高峰；2005年总人口减少2万人，降至1亿2777万，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人口减少现象，日本开始进入人口减少阶段。2005年日本的出生人口为106万人，总生育率为1.26，两项数据都创下了历史最低水平。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2010年度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日本的总人口比上一次2005年人口普查减少了3万8千人，跌至1亿2569万2千人。预计今后人口将持续减少，到2055年将减少到8993万，到2105年减少到4459万。

劳动人口减少

人口减少带来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最新数据，日本15岁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早在1995年就从8717万人的高峰期开始下降，2011年末下降至8113万人，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2060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由2011年的8113万人减少近一半，降至总人口的50.9%。2011年由3个劳动年龄人口支撑1个老年人的局面，到2060年也将变为1个老年人由1个劳动年龄人口支撑。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变化

196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所占比例为25.6%，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为68.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6.3%。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为1：11.2，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而到了200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岁所占的比例为66.1%，65岁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1：3.3。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2011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1%，居全球最高；15岁以下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2%，居全球最低。数据表明，日本已经进入了严重的少子高龄化时代。

应对措施

日本、新加坡、韩国成立了专门应对“少子化”挑战的服务部门。日本政府为全面、有效地执行一揽子应对政策，于1990年代中期成立专门儿童家庭局，并在内阁设立“推进工作与生活平衡室”，各级地方政府及公共团体也相继设立儿童咨询所、儿童委员会、保健所等专门儿童保护机构。新加坡早在1987年（总和生育率为2.3）就改变“两个就够了”的人口政策，鼓励多生多育，并指定国家社会和家庭发展部统筹管理人口生育相关政策的落地，以及管理和促进早期儿童发展和托幼服务方面的工作。

在托幼公共服务方面，日本于2019年10月开始，分层次逐步实施“幼保无偿化”政策，即针对政府下辖的托幼机构，直接免去保育金费用（该费用上限为3.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00元）；针对多元主体举办的小规模家庭托儿所，加大政府补贴力度（目前每月可获约2.57万～3.7万日元补助），未来也有望实现免费入园。

在育儿补助方面，德国、法国主张育儿是家庭责任，政府起辅助作用，因此在资金支持与假期供给上较为充分。德国在2000年前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由儿童津贴、父母津贴、“父母津贴+”与“合作育儿奖励”制度共同组成的津贴制度体系。法国对于育儿补贴的财政投入力度较大、名目较多，主要包括生育津贴、基本津贴、家庭津贴等。法国每年各类育儿津贴和生育补助支出接近GDP的4%，惠及几乎所有的中低收入家庭。此外，法国在税收设计上，于1945年实行与家庭结构相挂钩的征税模式，以家庭为征税单位，兼顾子女数量、抚养人数量、特殊人群来确定家庭系数，以减轻多子女家庭税收负担。

德国父母共计可休长达3年的育儿假，包括58周带薪母育假（收入约为产前70%）、12个月带薪父育假及双方14个月父母额外育儿假（收入为产前65%～67%，其中一方须最少承担2个月抚养义务），并借助完善的津贴制度鼓励父母共同分担儿童照顾责任。此外，在孩子3～8岁时，父母还可申请长达24个月的无薪育儿假，且法律保护其育儿期间的工作岗位。法国政府规定，父亲陪产假为28天，父母双方均可申请休育儿假1年，最长可申请3年（但夫妻一方最多只能申请2年，剩下1年须由另一方享用）。日本为进一步提高男性带薪育儿休得率，在2017年以及2021年相继对《育儿·照护休假法》进行修订，明确从2022年10月开始，男性陪产假延长至４周（可分作两次使用），且政府对育儿假取得率较高的企业提供适当补贴。由此，日本男性育儿假的使用率从2019年的7.48%升至2021年的13.97%，但距离政府30%的目标仍有不小差距。

日本研究发现，适婚群体不婚、晚婚晚育成为日本生育率低下的关键原因。2021年，日本结婚登记数为51.4万对，创下历史新低，较1970年的102.9万对减少了近50%。此外，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显示，2021年日本国内约25%的男性、16.7%的女性选择终身未婚。为提升适龄群体婚育率，日本部分地区推出“发钱促婚”举措，实施“结婚新生活支援项目”。自2021年4月开始，日本对居住在“新婚补助计划”地区的新婚夫妇给予最高60万日元的补贴（约合人民币3.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承担2/3的支出），用以支付其婚后搬家、房租等费用。此外，日本为鼓励代际支持，政府与企业合作推出未退休员工“带孙子假”政策，由政府向照顾孙辈的老人提供假期和津贴补助。近年来，韩国结婚率持续走低，2021年仅19.3万对新人登记结婚，同比减少9.8%，仅为2011年的58.7%，创下197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登记纪录。目前，韩国政府正研究提供更多激励机制，鼓励民众结婚，包括采取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万元）婚育补贴等发钱模式“催婚”。

社会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00后人口比80后人口规模少约7000万人，青年人口断崖式下跌特征极为明显。从队列视角来看，青年人口作为未来劳动力人口的直接替补人口。人口少子化导致青年人口的断崖式下跌直接影响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更替能力，对未来劳动力有效供给施加负面影响。可以预期，这种负面效应必将随着人口少子化的加速发展而得到强化。

少儿人口作为人口群体中的底部人口，其减少产生的“底部老化”作用加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进程。数据显示，1980-2015年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因少儿人口比重的降低而提升了2.14个百分点，占同期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水平的38.5%，人口少子化使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至少提前了10年时间。可以预期，未来人口少子化加速发展必将推进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导致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程度较目前的预测结果可能要更为严峻，即未来中国人口深度老龄化社会、超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时间可能会更早。伴随着“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未富先少”等人口、政策、经济环境，未来中国解决养老问题无疑将面临极大挑战。

劳动力人口收入高、消费相对较低，属于劳动净产出时期。在整个人口群体中，单从数量上来看，劳动年龄人口越多、比重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作为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替补的少儿人口，其多寡直接决定未来一定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并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少儿人口比重较高，通常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少儿人口比重较低的国家、地区，其经济常常因为缺乏底部少儿人口支撑逐步失去活力，经济出现增长缓慢或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人口少子化长期发展态势通过弱化未来劳动力人口的更替能力，对中国经济发展施加负面影响。